邓小平理论概论

 

这段论述，集中概括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

对国际局势和时代的正确判断和把握，是一个科学理论形成的时代和国际的根据。当代国际局势和时代的新发展，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的成果。

随着美苏两霸的缓和，战争危险减弱，“东西”矛盾下降了，而处于南方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与北方发达国家的矛盾逐渐加剧，“南北”问题突出起来，发展成为核心问题。因而各国普遍要求发展本国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特别是世界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尤其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以微电子技术、信息科学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重新调整和决定各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世界范围的竞争，从过去的军事转向经济实力和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上，在经济领域中既激烈竞争又相互合作，导致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两种趋势不断发展。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为突出。

在这一大背景下，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冷静观察世界大势和客观分析国际上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改变了60、70年代认为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及时把握时代脉搏和时代潮流的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做出新的科学判断，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科学的判断，是提出正确理论和政策的基础。邓小平正是站在这种时代的高度，以世界的眼光来观察和思考中国问题，规划设计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他根据新的世界形势，阐明了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而进行国内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做出了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选择和决策；根据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这种时代趋势，确立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研究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和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提出了冷静沉着、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方针；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反复和深入地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论证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根据时代主题的转换，在对外政策上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改变了70年代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采取的“一条线”战略，坚决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和政策。这些理论都具有时代特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由于邓小平善于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认识当今国际局势变化对我国产生的影响，审时度势，科学决策，把握方向，不断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国际环境，才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创立，都和理论创立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就是战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由盛转衰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产生，社会主义事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赢得了进步人类的共同向往和拥护。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曲折，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改革，但大多都不成功，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作用下，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最终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这种剧变是照搬苏联僵化模式的结果。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①苏联模式“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在国际上是闭关自守”。②这种剧变也是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结果。邓小平在总结苏东剧变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在西方压力下，头脑不清醒，连自己正确的东西都否定了。

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果断地纠正了这种错误，深刻地分析了它出现的原因，同时又坚决地维护和继承了过去在理论和实践 上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把我们的错误分为两类：一类是照搬苏联的模式，满脑袋框框。他说：苏联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但没有解决好。另一类错误是我们自己的，“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他还特别指出：“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

邓小平在进一步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要弄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邓小平还深刻指出：“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要多种形式，各有自己的特点。各国只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方法、方式，制定适合自己具体实际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验相互可以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照搬，都是一个模式不行。经验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要自己去总结。”

由此可见，无论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还是错误挫折和失败的教训，都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的准备。邓小平精辟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同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是总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开始全力以赴实现两大变革——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从而掀开了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一页。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如此丰富生动的实践又为一个新的理论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和取之不竭的源泉。邓小平理论就是在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理论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果断的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恢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和重大使命，就是在完成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崭新的实践，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开拓创新精神。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创造出许多新的经验，涌现出许多新的事物，整个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热情地支持、鼓励、保护、引导群众的创造活动，领导我们不断地总结成功的实践经验，总结某些失误的教训，从中揭示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任何伟大理论的创立，都有着理论的历史的渊源、时代的需要和深刻的实践基础。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成果。邓小平多次申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充分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建设社会主义也“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他还强调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老祖宗不能丢”，最重要的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搞清楚”，最重要的是要澄清被搞乱的理论是非，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

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吸收了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宝贵经验，继承了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的宝贵思想。在粉碎“四人帮”后，他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成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钥匙；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了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右的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找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

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邓小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他面对现实，从时代特征和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出发，提出新问题，回答新问题，做出新概括，使理论与新的实践相结合，把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他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总之，从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历史根据、现实依据和理论基础等方面来看，正是由于邓小平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总结历史、放眼未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锲而不舍地进行理论探索，才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在审阅十四大报告时，邓小平说过，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这充分体现着他的一贯风格，中国共产党人的风格：始终把自己放在群众中间，放在集体中间，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邓小平是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在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过程中，邓小平尊重实践，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总是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寻找新路子，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理论勇气。邓小平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和创造。邓小平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总是从大局着眼来观察和处理各种重大问题。他崇尚实干，行动果断，在关键时刻做出重大决策更是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因此，在新时期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中，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对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改革和建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并集中全党包括他的战友们的集体智慧，作出了创造性的伟大贡献。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没有邓小平的领导，就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他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以他为主要创立者而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订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个理论，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

我们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就是认真学习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学习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政治立场和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使命感；学习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科学态度；学习邓小平相信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我们还要学习邓小平的党性人格魅力。在决定恢复他职务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9—30页。）我们更要学习邓小平的崇高品格和风范。江泽民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说：“他的崇高品格和风范，体现在他全部革命实践活动中，体现在他‘三落三起’的经历和他勇敢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进程中。”

邓小平的光辉一生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献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他不愧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祖国和人民也深情地爱戴他。

    一、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初步探讨

邓小平指出，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搞社会主义道路，是从毛泽东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的成果主要有：

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提出以苏联经验为鉴戒，从中国不发达阶段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党的八大基本上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提出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在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上，强调不能机械照搬外国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的基础，工业为主导，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的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提出安排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

在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上，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思想，即国家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个体经营是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毛泽东提出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要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利与利益；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要改革不合量的规章制度，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提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不要怕，还要大发展，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邓子恢积极支持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刘少奇、陈云等也表示赞同。邓小平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和解决方法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对外关系的问题上，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70年代又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在这些正确思想的指导下，经过1956年至1966年十年的大规模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益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在这10年的探索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也产生过严重的失误，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由于这种“左”的干扰，使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最终没有摆脱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也就是说，没有真正找到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

党的“八大”前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多年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曲折发展，无论是成功经验，还是严重教训，都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新时期的一个光辉标志。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总体上看，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的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的过程中，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和历史起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我们党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正本清源，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工作的重点真正转移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上来，并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地阐述许多实践中提出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旗帜鲜明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现代化事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大力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极大的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改革的另一个突破口是兴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成功试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大踏步地走向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迅猛发展，又强劲地带动对内改革。这样，“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邓小平理论主要内容作出了十条的最初概括。正是在做《历史决议》的过程中，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深化了，对如何搞社会主义的思路清晰了，使我们得以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去探索。因此，《历史决议》的产生，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在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

第二阶段是提出主题、形成理论轮廓阶段。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全面改革逐步展开的过程中，邓小平理论逐步展开并形成轮廓。

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为的传统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决定》的理论意义，指出：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从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发达地区到向全国各地逐步推进的波澜壮阔的发展过程。

改革的深化迫切要求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这一时期是理论探讨最积极的时期，邓小平开始鲜明地、频繁地提出并阐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特别是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冈田春夫为团长的日本代表团时的谈话，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实践中形成的最重要的方针政策、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全篇贯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主线，清晰地勾画出我国现代化的一幅完整蓝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框架，它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轮廓真正开始形成了一个较清晰的思路。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关系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

1987年，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再认识的另一个重大的理论成果，它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一起，成为当时实行全面改革的两大理论基石。党的十三大，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我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系统地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十二条主要观点，提出“二次飞跃”的思想，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轮廓。

第三阶段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确立阶段。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在国际国内复杂艰难的情况下，在经受严峻考验和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以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和十四大为标志，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形成科学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时候，国内国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的独立、安全和稳定，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继续大力推进改革开放，胜利地经受住了一场政治领域风险的严峻考验。

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于实践，理论体系的完善，从根本上也取决于实践的不断深化。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上取得的“共同认识”，概括为十二条“原则”。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极为重要的概括。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三个有利”标准理论等，推动全党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南方谈话是代表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党的十四大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提法，并确立了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南方谈话为灵魂，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九条新的科学概括，使之形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十四大后，党中央先后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建设、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关系到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规划和部署。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科学地总结了改革开放17年的宝贵经验，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有全局意义的十二个重大关系。十四大后，提出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

1997年9月，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称为“邓小平理论”，并进一步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指导思想而写入党章。1998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正式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写入宪法。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经过近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党的十五大，还进一步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并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作出全面部署，确定了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回答了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邓小平逝世后中国怎样继续前进这个重大问题。

总之，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地根据实践提出的问题而提出方针、政策、办法和措施，并对其进行总结、上升为理论的过程。

体系是科学理论的存在方式与表达方式。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对邓小平理论也必须从科学体系的意义上来理解和定位。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著作，是不是形成了理论，形成了科学的体系？这是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在历史上，对毛泽东的实践和著作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延安整风，经过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抗战以来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巨大胜利的回顾，全党取得了共识：毛泽东的实践和著作的确形成了理论，而且是创造性的伟大的理论。同样，20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伟大成就，也使全党取得了共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著作，也的确形成了理论，而且是创造性的伟大科学的理论体系，即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完备科学体系。这是党对邓小平理论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化的体现。

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形成体系，最主要就在于它是否系统地回答了所研究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种回答，倒不在于是以大部头著作的形式表达出来，还是以小册子的形式或者决议、报告、讲话、谈话的形式表达出来，只要是回答“基本问题”而不是枝节问题，是“系统”地回答而不是零星地回答，是回答“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不是回答个别问题，就应该承认，这个领域的理论体系已经形成。这是问题的实质。判断理论是否形成体系，要看实质，而不是看表达的形式。按照这个标准，无疑邓小平理论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第一，邓小平理论回答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证明，一种理论作为对社会进步产生着重要影响的理论体系，其自身必定有对特定基本问题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就在于他们深入细致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回答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问题。列宁所创立的列宁主义的科学体系，就在于他研究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抓住其薄弱环节，解决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创立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就在于研究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二战以后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二战后，摆在社会主义各国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任务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苏联和东欧剧变，各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反思，无产者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政权为什么轻易地得而复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集中地体现在它科学地回答了这一最根本的问题。

第二，邓小平理论科学地回答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1987年出版的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文本的书名就叫《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邓小平的实践和著作回答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重大基本问题。

第三，邓小平理论“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概括的九条，是系统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九大问题，集中起来，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分解开来可以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的更多方面。总的说来，邓小平理论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当代实际这个基础出发，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思想路线和理论精髓，反复强调一个主题，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家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这就深刻地阐明了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继承与发展、坚持与创新的关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们在观察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上，在关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认识上，在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现使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是相互统一的，一脉相承的。

第一，立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主要体现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党性原则，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邓小平就是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反复强调，制定党的政策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理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都是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提出来的。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理论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理论。

第二，观点的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中，唯物辩证法这个最基本观点贯穿于始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了“两个凡是”和旧体制的束缚，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第三，方法的统一。科学的思维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共有的，也是区别其他学说的一个显著特点。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初期，看到以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一般特点，就在于他们以科学的思维方法，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列宁之所以使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俄国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在于他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分析了当代世界的各种矛盾，抓住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就在于他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揭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诸矛盾，预示到旧中国的命运和前景，并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的科学思维方法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抓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始终反复强调一心一意搞建设，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最终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二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邓小平对唯物辩证法的灵活运用，卓有成效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富与共富、“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新道路。

第四，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的统一。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科学体系，不仅因为这一理论的依据和所坚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表现在它们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强调的基本理论无不源于马克思主义。它们指明的奋斗方向和奋斗目标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们所解决的主题都是各自时代提出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课题；它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它们所确立的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都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等等。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绝对不能丢的，丢了就会丧失根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不仅继承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发展，主要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理论，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理论，关于“一国两制”理论。除了这些理论观点外，还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三个有利于”的观点，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观点，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观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观点，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的观点，等等。这些新的思想观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因此，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是发展创新的统一科学体系，是邓小平理论贡献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珍贵的财富。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既要全面把握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特征，也要全面把握它在继承前人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的特征。

党的七大时，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决不是排斥和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我们党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也决不是排斥和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把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的基本问题，1995年中宣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又在此基础上分解为十六个方面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以上这九条，就是对邓小平理论基本内容的科学概括，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完整逻辑结构。这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

江泽民在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在这三次历史巨变中，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括。

这个科学概括，体现了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来观察和评论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为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扫清障碍，创造前提。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20世纪中国的历史，是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革命这三辆火车头，相继地牵引着奔腾前进的。

这个科学概括，也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政党、领袖，只有他们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集中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带领人民前进时，才能成为人民的政党和领袖。

这样一个新概括，有助于人们从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科学地观察和准确地把握中国20世纪历史的基本进程和走向，从而更好地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认识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变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认识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这次巨变的领导者和理论旗帜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经历了八十多年。在这一过程中，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次历史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经历了艰难曲折。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开始了中国革命自己的独特道路的探索；从遵义会议起，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党中央实际上确立；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特殊的、完整的关于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为全党所拥护，为党章所确认。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民人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更使这种共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

对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意义的认识，是随着新时期历史发展而在全党逐渐提高的。党的十二大，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变同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变相比拟；党的十三大，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全党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在邓小平逝世的悼念活动中，江泽民代表中央在悼词中作出了一系列把邓小平和毛泽东相提并论的著名论断：“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领导人民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要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两次伟大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造就了两个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战友、事业继承者的邓小平同志。”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特征、历史条件和承担的历史使命，各有其特点。但是，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和创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两次革命既相互联接，又向前推进。这就决定了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科学判断，也是作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战略的理论依据。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就这一理论的本质属性而言的。这一论断表明：邓小平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实现形式，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又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具本特点，是具有当代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就这一理论的基本内涵和成熟程度而言的。“在中国”是地域定位，说明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新阶段”是历史定位，说明邓小平理论相对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个科学论断，既指出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是继承和坚持，又强调邓小平理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发展和创新，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以“四个新”简明概括、阐发了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原因。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这个“新”，是从邓小平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的角度来阐述的，反映了邓小平理论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达到的理论层次和精神风貌。要继承前人，老祖宗不能丢，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条原则。丢了老祖宗，就会丧失根本，就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要突破陈规，一定要有新境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条原则。如果没有新境界，就会停滞不前，也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

邓小平既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又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突破陈规，把革命胆略和科学精神相统一。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拨乱反正，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解除姓“社”还是姓“资”的思想束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个“新”，是从邓小平理论核心内容的角度来阐述的，反映了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的认识方面所取得的新突破和新成就。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理论上的创新，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首要的基本问题，是贯穿整个邓小平理论、贯穿这四个“新”的主题。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最集中地反映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中，也表现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中。新时期20年来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归根到底，就是逐步地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要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这个“新”，是从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的角度来阐述的，反映了邓小平理论驾驭国际风云、追赶时代潮流方面的决策艺术。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毛泽东讲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邓小平讲中国的发展离不世界，都是宽广的世界眼光。只有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才能得出新的科学判断和结论。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最重要的是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科学的分析。我们党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从来都把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作为科学制定战略策略的前提和基础，这是自毛泽东以来我们党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在战略领域的体现。

世界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因而必须摆在观察世界发展问题的突出位置上，摆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突出位置上。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观察世界，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冷静的分析，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科学判断。这就为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地搞建设，在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下谋求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党在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供了明确的指针。

第四，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个“新”，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线索的角度来阐述的，反映了其理论的历史地位及对当代中国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各个领域、涵盖了各个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检验，已经被证明是指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的科学理论。

思考题

1．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是什么？

2．邓小平理论的形成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3．为什么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4．为什么说邓小平理是一个科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