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初年士人精神风貌的转变

论西汉初年士人精神风貌的转变

河北廊坊经济开发区新世纪中学   李伟南

     内容摘要：士人的精神风貌简称士风，主要包括学风、文风、为人处事的规范准则，对政治、社会、人生的态度等。秦、西汉初年士人的精神风貌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与士人的外在生存空间有关。汉政府在加强中央集权思想的指导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控制言论，同时健全学校系统，完备士的培养系统，并针对春秋战国的养士之风大加打击，把士人纳入整个王朝的政治体系之中。少了春秋战国的游士之风，多了儒家思想束下忠孝节义观念，价值评价标准和儒学所固有的思维模式，学术研究风气等。 

关键词：西汉初年  士风  儒家思想 

      秦汉时期是继往开来的时期，秦史短暂，士风承春秋战国，有一个简短的过渡。西汉以来，士风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士人的外在生存空间有关。本文拟在探讨秦和西汉初年士人生存的外在生存空间的变化及士人精神
貌变化的情况。
一  秦、西汉初士人生存的外在空间
      所谓士人生存的外在空间，即与士人生存有关的社会体制与结构。这种体制与结构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自秦以来，士人的外在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即政治因素对士人的束缚越来越严重，士人无法摆脱这种束缚，只能在有利于统治者统治的规范中求得生存的一席之地。秦统一全国，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君主专制政权号令一统，君主对臣民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个人意志可决定一切，而且秦始皇本人有强烈的独断意识，“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①顽固坚持用严刑酷法治理社会，要求思想文化与专制政治高度一体化。而这一时期的士人群体乘百家争鸣的余势，试图在士大夫的政权中发挥作用，他们指点江山，积极参与政治，王绾、李斯、淳于越等人议分封于前，卢生、侯生批评秦始皇专制于后。只是儒士的满腔热忱遭遇的是始皇的冷遇，“焚书坑儒”在所难免。从实质上讲，“焚书坑儒”是专制君王与士人基本属性的一次冲突，其结果使士人大受打击的同时，深受教育，大批的远离政权。历史进入汉代以后，士人的外在生存空间进一步发生变化，统一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思想上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控制言论，在这一总的方针指导下，健全学校系统，进行儒家教育，完备了士的培养系统，并针对春秋战国以来养士之风大加打击，士人的外在生存空间发生极大的转变，统治者把士人纳入整个王朝的政治体系之中。
      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儒家的思想哲学影响里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前进方向。其对士人的影响也只是其影响的小小方面而已。这是以儒家思想控制士人的开始。董仲舒在对策中讲得很清楚：“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②秦代的限制方式是“焚书坑儒”，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用儒家思想取代各家，限制的方式不同，但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汉宣帝时为提高儒家思想地位，统一思想，亲身主持召开石渠会议，集合著名儒士讲论五经异同，汉宣帝亲临称制裁决。从此以后，儒家经典又注入了君主的意志，儒家学说和专治政治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用行政措施把儒家经典做为教化社会，评价士人德行、是非、价值的依据，强迫士人信从，作为士人的行为准则。这是规范士人的一项重要措施，影响深远。
      独尊儒术是国家统治的核心思想，而统治士人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中，比较激进的办法就是控制士人言论。汉初的时候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放宽了言论的尺度，废除了妖言、诽谤罪，奖励直言进谏。但自汉武帝始，对言论再次进行严格控制，忘记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不仅恢复了诽谤罪、妖言罪，而且创设了腹诽罪，诅上罪。当然控制言论，不是让士人禁口不谈，而是禁止士人脱离儒家思想乱发议论，并且对获罪者严厉处罚。汉宣帝时路温舒上书，借秦喻汉，要废除诽谤妖言罪，不要一言论罪人，他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学，贱仕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③路温舒想通过秦禁言论而导致灭亡的教训警戒汉宣帝，但未收到成效，汉宣帝并为所动。通过禁止言论将士人强制纳入儒家统一思想之中。
      除控制言论外，统治者还在士的培养上大下功夫，其目的是从根本上造就适合统治阶层的士人。这就是健全学校系统，全面实行儒家教育。学校在中国历史悠久，自从孔子创办私学以来，这种培养士的方式就不断地发展完备。但不同时期的学校，其教学内容与社会功用是不同的。春秋战国时期，以私学为主，学校主要是交流思想，探讨学术，议论政治的重要场所。汉以后的学校则是灌输统治阶级意志，传授儒家学说，统一思想，规范士人的场所和基地，是专制政权实行统治的有力工具。汉武帝是中央设太学，景帝时各地设郡学，另外还有一些私学。但不论什么类型的学校，教授的内容几乎都是儒家经典。汉政府规定，学生学习一年进行考试，精通一经既可入仕。这样，专制政权基本垄断了学生的出路，控制了士人的政治前途。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统治者以学校为工具，以禄位为诱饵，把大批士人置于政治的控制之中。
      打击养士是汉政权堵塞士人其他政治出路，强制士人进入起设置规范的另一项措施。养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种风气，一些诸侯和贵族为扩张势力，提高威望，积极罗致士人为自己服务。一些士人也把做诸侯贵族门客作为自己的一个政治出路。汉初风分封的诸侯王有较大的自治权，一些权臣也积极吸引士人为自己服务，养士之风再度兴起。汉武帝为强化起专制统治，堵塞士人出路，全面控制士人，对诸侯王和权臣养士进行了严厉限制和打击，接连兴起了淮南、衡山、江都等大狱。三狱坐司者达数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他们的养士。又借其余威颁布了左官律，附益法，严禁士人依附诸侯王。汉武帝在打击养士的同时，进一步削弱了诸侯王封地和权力，使诸侯王没有能力养士，从根本上堵塞了士人报效诸侯王的道路。 
      总之，由于自秦至汉初年以来，统治者采取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完善学校教育，打击养士等，使士人的外在生存空间由春秋战国的比较宽松，转变为比较狭窄。汉政权把士人的主体纳入了专制政权的控制之中。
二 西汉初士人的精神风貌
     西汉士人精神风貌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专制王权的制约之下，士人群体主要在两方面发生了变化。其一，在政治上丧失了先秦时期形成的独立人格，积极迎合专制政权，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其行为方式以忠孝为基本内容，形成了依附人格。其二，在思想意识上，把儒家经典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模式，自觉的按儒家学说要求自己，对外用儒家思想学说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去评价一切客体。而士人群体社会属性，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变化，在外在层面的变化就是士风的变化。西汉士风的变化主要体现于以下几点：
    1．士人群体的行为趋向和政治追求方面，主要表现为追求入仕，全心全意为专制政治服务。翦伯赞先生曾说：先秦儒家“一般地说，并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是为追求他们所信奉的真理。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则不然，他们把儒家哲学当作政治的敲门砖。”这些士人无力摆脱专制政权的制约又抵制不住富贵利诱的诱惑，只有按专制政权规定的方式入世，手捧经书，心在朝堂，奔走于仕宦之途，匍匐于朝廷之阶，奉迎于皇帝脚下。由先秦的“志于道”完全变为“从于王”，成为专制政权的统治基础。这可以从西汉中期以后的高级官吏中窥其端绪：最早纳入汉家王权的士人代表是公孙弘。公孙弘早年为狱吏，独尊儒术后，认识到读经可以飞黄腾达。四十多岁开始学春秋杂说，被推举为贤良文学，因对策迎合汉武帝，被擢为第一，公孙弘入仕前，名儒辕固生曾告诫他：“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④出仕以后，他把这种嘱咐完全置于脑后了，由于畏惧专制君主的淫威和贪恋爵禄，一心迎合皇帝，“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弘揍事，有所不可，不肯廷辩。”⑤公孙弘因此而受到汉武帝信用，数年至丞相封侯，他的行为和遭遇，说明专制政治下的士人许多成为灵魂扭曲的奴才。纳入封建统治者规范的社会体系之中的士人与政治的结合愈加紧密，但逐渐失去了治国安邦的主人翁意识，愈来愈走向迂腐，唯君命是从。
    2．在处世为人的行为准则和议人论世的价值标准方面，士人群体局限于儒家忠孝节义的观念之中。西汉中期以后，士人以忠孝节义作为主要标准要求自己，衡量别人，并且影响了社会风气。忠孝是依附人格的体现，忠是依附君主，孝则是依附于宗法家长，两者都是服从的观念，都是对上尽义务和责任。西汉中期以后，忠孝观念深入人心。汉代人编著的《孝经》强调，孝是人不可改变的天性，“夫孝，天之经也，低之义也，人之行也。”忠则是孝的延伸，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理论论证了忠孝的合理性和不可改变性，很多士人则把忠孝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目标。张敞曾说：“忠孝之道，退家则尽心于亲，进宦则竭力于君。”⑥刘向强调：“士不以利秽，不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虽死而不悔。”⑦他认为“人臣之术，顺从而复命，无所专取。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⑧刘向也是愚忠的典型。他历事宣、元、成三帝，目睹宦官、外戚专权，刘氏王朝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先后上书十数次，三次入牢狱，两次被免官，忠心不改，为刘氏政权付出了一生。
    3．于儒学的思维模式和学习研究风气。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后，通过一系列的强制规范，士人的学风有很大改革。这里的学风主要指学习内容、学术研究风气等。首先，士人把儒学视为评价一切的价值标准，匡衡的议论代表了许多士人的心态。他说“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⑨班固也强调：“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⑩所以，朝廷每有大议，臣下则“傅经以对”。在学习和学术研究方面，则重师法家法，所谓师法家法，虽然后人解释不同，但基本认识一致，就是对先师传下来的儒学经文、经说只能尊奉传习而不能做任何更改，稍有更改和新的解释，便被视为背师叛道。这就造成了士人主体的思想僵化和学术研究教条化，文化学术因此而停滞不前。
       总之，西汉以来士人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士人生存的外在空间，即统治者所采取的中央集权式的统治政策造成的，士人的精神风貌被束缚在儒家伦理之中，对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至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