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性教育

今天讲的题目是“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党员的先进性教育”。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我们准备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谈。

胡锦涛主席在1月14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大会上和19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上，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极大的重视。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党的三大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这三大建设是平列的关系。小平同志又提出党的制度建设。可以说制度建设更重要，是体现在党的三大建设中的建设。后来又提出执政能力建设，和前面提到的几大建设也不是平列的关系，因为执政建设是我们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那么先进性建设能不能作为一个单项建设和其它几项建设并列呢？也不能。党的先进性建设不是一项专项的建设，而是体现在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执政能力建设之中的。但是有必要专门研究党的先进性建设性问题，因为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都是要兼顾到的。

首先我们要问：党的先进性建设究竟是上位还是下位？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锦涛同志说，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并且说，我们要通过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来达到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个目的。还说，实现党的先进性最终达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之目的。从锦涛同志的话中可以看出，执政能力应该是上位的。

为什么要强调党的先进性建设？在当前，强调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着眼点是什么？我们讲以下四点：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历史发展的重要坐标，即党的十六大所概括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革命的党转变成一个执政党；从一个领导计划经济的党转变为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这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求我们保持党的先进性，或者说，进行党的先进性建设。因为这两个根本性转变不仅体现了我党地位的变化，还要求我党的理念和活动方式相应地进行根本性转变。为什么？革命党的理念即是“革命”。革命靠的是阶级斗争的手段。但是现在作为一个执政党，其理念已经定位于改革、发展、稳定。通过什么样的活动方式实现呢？应是通过和谐社会来实现最终的目标。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曾经是手段，但是现在不能使用这种手段。怎样才能使不熟悉的手段变熟悉呢？这个探索的过程就是保持先进性的过程。

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一元的，宪法上写的很明确：中国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是“专政”，用毛泽东的话说，“专政就是独裁”。党章写得更明确——中国共产党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除了共产党以外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实施这种执政的权力。共产党不但是领导党，还是领导核心。为什么以前搞计划经济？经济学上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一元的政治体制最需要的经济基础就是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这种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是符合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而市场经济要求的恰恰不是一元，而是多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是多党制，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它们在政治上提出各自的利益诉求，在政治舞台上即表现为多党制。市场经济本身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只有通过竞争的手段才能达到。所以市场经济的本性即是要求多元。

如何即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巩固执政党的地位？这得靠先进性。我们当前面临的更为严峻的问题就是腐败问题，腐败问题的实质是权力的异化。如果权力的这只手延伸到市场经济资源的配置中的话，那就是“腐败”。为什么腐败多发、高发？关键就在于当年虽然我们的市场经济走在了前面，但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规定却大大滞后了。西方搞市场经济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有一个时间很久法制建设的过程。1679年在英国出现了最初的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保持政党内的公平竞争就得靠法制。政党本身不是民主，但政党是和民主制度紧密联系的。小平同志当年也没有估计到市场经济会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既然问题摆在面前，既然我们提倡进行先进性建设，就需要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地扼制腐败，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树立思想上的第一道防线，即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强调党的先进性建设体现了我党对当前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准确把握，这个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可以从两个层面上看，即世情和国情两个层面。

从世情的层面上看，有一个怎样为我党执政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的问题，这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是至关紧要的。鲍威尔离职的时候说：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地雷。我们可以引申他的话为：台湾问题不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地雷，它也是我们共产党执政的地雷。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了，事实就证明共产党是有执政能力的。如果台湾问题没有向我们预想的方向发展怎么办？现在不得不靠美国的手来平衡这种关系，其中反映的就是国力的不足。美国演习的军事同盟里已经把台湾划到多事的范围之内了。这一次出台《反分裂国家法》，日本声称不赞成用非和平的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为什么日本敢说这种话？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力的不足。现在我们还在受台湾问题的掣肘，需要使用一些有效的措施来应对这种复杂的国际局势。

第一代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方法是很好的，七八十年代中美苏三国的较量中，中国获得了最大的利益。1969年9月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召集苏联军政要员开会决定，动用在苏联远东地区的中程导弹部队对中国的罗布泊核试验基地、酒泉发射基地，以及北京、鞍山、长春等重工业基地，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由于当时美国驻波兰大使事先把消息透露给中方，才免于遭难。后来才有陈毅外长在外交场合的一次讲话：战争打起来就没有边界。当时美国的举动化解了当时苏联对我们北面的、正面的冲突。

到八九十年代，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处理这三国关系当中却有两个不够：一是对苏联垮台和解体的认识不够。二是对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准备不够。现在面临的现实是：跟美国如何打交道？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共同的战略意义。在美国国务卿赖斯的理念中，共产党实行的就是极权统治，他的目的是在全世界推行他认为的所谓民主的东西。所以说我们仍然要防止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国际环境，要化解这种国际环境，必须把党的理念从一个革命党的理念转变为执政党的理念。在国际上必须能够有有效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的能力，也就是说需要我们有一种战略眼光，赢得更为有利的国际空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世情。

那么国情是什么？国情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发展明显，问题不少”。发展明显就不多做解释了，我们强调的就是问题不少。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在当前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中，应该引起我们执政党警觉的是什么？有一位经济学家讲，更应该关注发展，这当然是正确的，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我们强调的是执政党必须关注分配问题。因为经济所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怎样做过利润分配的公平公正是执政党必须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势必会影响到执政的基础。小平同志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提出一个口号：让一部人先富起来。他考虑的就是发展的问题。当然，这个口号在其他政党那里是不敢提的。任何先富起来的个体，按马斯洛心理学分析的话，都不会把自己纳入到先富起来的群体当中去。印度国大党2004年为什么能够上台，就是因为他们提出的口号就是首先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中国现在还缺乏方方面面的社会保障。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讲话里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作为一个执政党来说，应该看到社会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共产党本来就是代表广大工人群众的。最近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广大人民群众是我们执政党执政的最可靠的基础”，强调的是“最可靠的”。还有一个地方需注意，小平的这个思想是贯彻始终的，一直到晚年他仍然强调这个问题。1993年9月16日，小平同志在同他弟弟邓垦的谈话中明确地说：“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想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会自然出现。”去年出版的《小平年谱》的1364页中也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问题出来怎么办？“我们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办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往在历史上解决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的手段是革命，而如今这已经不符合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革命的手段不能用，法制的手段又不现实。西方国家的法制进程已有三四百年，我们不具备那样的法制环境，也不具备那样的人文环境。我们是一个不信神的民族，而且随着漫长的封建社会进程，连西方基本的人人平等的理念都不具备。那么靠什么？只有靠党的先进性了，只有靠我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向广大工农群众倾斜。既然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权利就是个资源，但是不能仅仅给少数人带来好处。哪些方面要倾斜？比如说社会医疗保障、教育体制等等。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制定全免农业税的政策，包括这次人代会强调的让农村孩子上学。这就是我们说的制度设计、政策规定向执政的基础靠齐。

 

这里说的执政党指的就是共产党。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体制内的政党。对议会体制内的政党来说，政党的轮流更替是一个规律。但是这个规律在共产党身上是不适用的。因为共产党不是体制内的政党，而是体制外的政党。最早的共产党是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建立起来的，建立的目的就是革命，也就是说不遵循资本主义政党的轮流更替的规律。一旦共产党的党群关系受到了伤害，就会丧失政权。苏共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举两列数字说明问题：第一列数字是，苏共在解体前有一个民意调研，问被调查人：“你认为苏共最代表谁的利益？”认为最代表工人利益的占了4%，认为最代表人民利益的占了7%，认为最代表党员利益的只占11%，而认为最代表机关干部阶层利益的却占了85%之多。这足以证明党的建设是失败的，足可以证明党群关系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所以后来苏共垮台、被广大人民群众抛弃，是情理之中的事。第二列数字是：苏共在1917年有20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政权，1945年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德国法西斯，1991年接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政权。这里面更引起我们警觉的是，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的时候，全党没有一个党员提出反对。两列数字之外，再讲一个典型人物——雅克夫列夫，即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宣传部长。他在苏联解体以后，写了一本书，名叫《一杯苦酒》，在书里大骂布尔什维克主义。比他更典型的是戈尔巴乔夫，他在土耳其的讲话里说：“我的使命就是消灭共产主义。”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转变？根本的还是制度和体制上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吸取苏共的教训。

当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党的领导人新老交替不规范，往往不是通过组织手段来实现交替。又比如，广大党员和老百姓明明知道某些领导人是不能胜任某项工作的，却对此无能为力。这次党的十六界四中全会，曾庆红同志到中央党校作报告，讲了这么一段话：“全党对江泽民同志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杰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他身体力行，为推进党、国家、军高层领导的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作出表率致以崇高的敬意。”注意他提到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这之前，我党在历史上并未做到这一点。严格说来还是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从江泽民同志这儿开始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胡锦涛同志任军委主席是完全合格的，他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接任军委主席的职位顺理成章。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怎么才能够实现我们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开辟一了条新路子，江泽民同志给我们做出一个榜样，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比如党章中要不要对党的领导人的任职做出界定？这就是一个问题。宪法中规定国家领导人任期不能超过两届，党章中并无此规定。我们需要探讨的就是，这是一个从制度上能够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过程。

 

我们党员队伍中存在这样一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点：

1         有的党员的组织性差；

2         有的党员的执政党意识淡薄；

3         有的党员的思想陈旧僵化，缺少领导市场经济的素质和能力，不能与时俱进；

4         有的党员不能起带头作用；

5         有的党员不做群众工作，表现为不关心群众、不引导群众。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关心群众方面还写了这样一句话：“还要关心老党员和有困难的党员。”

既然有这五个问题存在，当然需要在全党开展一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活动。1999年在某省开展了一次对于党员的理想、信念的调研活动，其中表现出来的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调研的问题是：如果现在你不是党员，还入不入党？结果相当一部分同志的回答是否定的。由此就引起了后来三十万党员的大调研，由此就有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的关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的批示。有些同志问：为什么说“保持”？是不是共产党不先进了？不是，“保持”恰恰体现出共产党先进性的特质。共产党在历史上是先进的，共产党的本质也是先进的，但过去不能说明现在，现在不能说明未来。

由此引出两个需要我们正面回答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次的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的教育活动不单独搞一个组织处理阶段？“是为了这次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的教育活动搞得更好。”也是“为了不搞成一次运动”。只要是历史运动，不管其初衷如何，带来的历史弊端都是明显的。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思考，如果真的清除党员，在党内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社会上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以执政党的眼光看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既然不单独搞一次组织处理，其成效又怎么看？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就是，作为一个执政并且长期执政、没有对立面的政党，党内思想教育活动绝对有效。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在历史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党内的思想教育活动。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已经有十多年没有针对广大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活动了。只要我们这次思想教育能够使广大党员警醒，就说明“绝对管用”。究竟成效如何，我们还要在实践中看。因为我们在保持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方面远远没有达到锦涛同志所要求的找出一个制度化的东西来。锦涛同志在2004年“七一”讲话中强调“严把入口关，疏通出口关”，如何疏通出口关？我们没有这样一个长效机制。因此我们寄希望于党内的思想教育机制，其成效还要在实践中看。

 

前面从四个方面讲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国情、世情、党情等等。接下来的问题是：先进性指什么？这就涉及到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的关系。共产党在本质上是先进的，但是党的先进性和党员的先进性不能划等号，但是党的先进性又必须靠党员的先进性保持，因为党的形象是体现在广大党员的身上的。所以两者之间是有机统一的关系。这种有机统一的关系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跟群众比，要始终走在群众的前面。另一个方面是跟时代比，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面，反映出时代的特点，即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这就是我们说的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内涵。党的十六大强调的开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的教育，其主题就是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

为什么“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时代内涵？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是由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或者力求解决执政党的转型问题。从一个领导革命的党转变为执政的党，从一个领导计划经济的党转到领导市场经济的党，靠的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这个转型是以往经典作家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的。原因如下：

（一）、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是一个革命党的模式，并没有提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1847年他们领导建立了第一个政党，反对私有制。当然，阶级是否定不了的阶级性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也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之后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没有做太多设想，只是说“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力飞速发展”。可是，没有物质财富就没有阶级，没有阶级就没有国家，也就根本不存在执政党和在野党的问题了。

（二）毛泽东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道路问题，但晚年走入了误区。中西人文环境具有很大不同：中国人很讲实际，不信神，没有任何禁忌，这里面有优点也有缺点。毛泽东对历史的改朝换代很熟悉，他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历代历朝都是被“流民”推翻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强调解决下岗职工问题，解决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生计问题，其原因也在此。对毛泽东同志来说，他清楚地知道必须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由此在党的七界二中全会上的著名的讲话中他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如何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政权呢，必须得两个务必。“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我们某些共产党人进城之后，可能禁不起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他们在资产阶级糖弹面前会打败仗。”毛泽东的思路是很好的，但和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是有距离的。“两个务必”是作风建设，而作风建设只是一个政党本质的外在表现。光强调“两个务必”不够完善。必须使权力受到约束和监督，因为所谓的腐败就是权力的腐败。毛泽东晚年又走入了误区，看到党内的“资产阶级”，于是继续发动群众阶级斗争，没有从法制、体制这方面来解决问题。

12     邓小平提出了制度建设的设想，但没有走到底。从小平开始的领导人真正认识到执政党建设必须按照执政的角度来构筑模式，开始认识到制度更重要。他还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到现在二十多年制度建设都没有得到完全的彻底的解决，跟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有关系。国际上，改革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把权力剥离，最终结果就是党的领导的失败。我们也曾经吃过亏，走过一条党政分开的弯路。现在要吸取教训。

（四）、“三个代表”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三个代表”是要最终解决执政党建设问题的。现在实现和进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必须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提出“三个代表”本身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的新觉醒”。既然是代表人民群众执政的，也就是说不仅有要一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更要求有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也就是保持共产党的权力，掌好权、用好权。这个机制是以往领导人没有解决的。江泽民对于执政党权力两面性的认识，资产阶级政治学家认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是共产党的权力会不会腐败？以往是回避这个问题的。以往说到腐败往往是两大原因：一是长期的封建主义的影响，二是改革开放之窗打开后，糟粕也会随之而来。江泽民2000年12月在中纪委五次全会的讲话中说：“前面你们讲了关于腐败现象产生的一些原因，我觉得还可以也需要从我们党执政以后地位的变化及其带来的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党内一些人之所以能够搞各种各样的腐败活动，就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我们党是执政党这一条件，利用了党和人民赋予了他们的权力。”有了这个思路，才有十六大提出来的“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把“制约”放在“监前面。而且十六大报告里讲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这才是党的建设的正路，不仅仅从作风建设上要求，也不能把共产党的权力剥离出去。权力如何运行？必须受“制约”和“监督”？要从党内做起。这就是中纪委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有了这个思路才有了我们这次中纪委全会通过的《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腐败体系》，有了这个体系才能走在市场经济的前面。所以我们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从领导革命的党到执政的党、从领导计划经济到领导市场经济的转型的指导思想，是我们保持先进性、先进性建设的指导思想。

 

党的先进性建设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其最终目的就在于立党为共、执政为民。如何达到这种目的，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需要如何做？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为什么要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有史以来唯一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任何社会理论不管其最初产生的时候如何，都成为统治者愚弄人民的工具，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儒家的伦理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被泛政治化了。中国人的国民性特点是唯上、唯书本、守成。马克思主义有两大发现：一是剩余价值理论，二是社会发展理论。这两大发现是振聋发聩的。

（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党内民主就是党员权利，给广大党员一个说话的权利。党内民主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治理一个大国、一个大党，只凭几个决策人物，是不可能的。必须给广大党员提供表达的渠道。

（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关系。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体制内的政党，而是体制外的，执政的基础在于人民群众。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关系是党的本职所在。如果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也就不是共产党了。毛泽东同志在七大的时候也说，这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根本点之一。

（四）按照党章的要求，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我们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最终要体现在广大共产党员身上。党章对于广大党员的标准的规定有三个层次：一个是什么人可以入党，二是党是什么，三是八项权利八项义务。这三个层次界定了共产党员的标准。这三个层次该怎样切入？可以从两点切入：一是要树立执政党党员意识，二是坚定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这也不是对共产党员的额外要求，而是党员应该做到的。入党不是组织强拉的，既然是自愿入党，必须拥护党的章程和纲领，遵守党的纪律，忠诚于党，永不叛党，为了共产主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向组织许下的庄严承诺，因此必须对党和人民忠诚。

最后，我们强调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时代内涵，必须强调锦涛同志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专题报告会上”讲的“六个坚持”——“坚持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坚持勤奋工作”，“坚持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勤奋学习”，“坚持两个务必”。强调党的先进性建设，最终就体现在锦涛同志讲的这六个方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