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础研究人才特质

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为了指导各国的科技统计工作，以便在国际上进行归类对比，将科技活动按其所追求的主要目的或目标类别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试验发展）等三类。按照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科学与技术统计资料指南》中关于科技活动三类研究的定义，我们这里所说的基础研究，是指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及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和理论性工作，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

基础研究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后盾，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也是培养和造就科技人才的摇篮。江泽民同志指出：“基础研究很重要。人类近现代文明进步史已充分证明，基础研究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往往都会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对科学技术的创新、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和经济文化的进步，产生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将带动新兴产业群的崛起，引起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

联合国对基础研究的定义，虽然不能准确反映出现代基础研究的新的特点，然而，却揭示出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区别，即一个是重在对自然界普遍规律的认识，一个是指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的研究，它主要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实际目的或目标，重在把自然界普遍规律引申到对某一应用目标的特殊的研究上去。正是基础研究本身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作为研究主体的人——基础研究人才区别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等其他研究所具有的本身的特质。

 

基础研究不同于应用研究针对具体而实际的目的或目标展开工作，而是具有极强的理论性的，是对自然界普遍规律的认识，因此也常常显得枯燥和淡然寡味。所以一般人对基础研究没有多大的兴趣甚至是对其嗤之以鼻，而对重视实用的应用研究却往往钟爱有加。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情愿从事如基础数学、理论物理等这些枯燥、乏味的基础研究工作，而是热衷于从事计算机技术、通讯工程等这些应用研究。

然而，与一般人不同，基础研究人才对充满着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基础研究工作却是具有浓烈的兴趣和爱好的，他们对其所从事的基础研究的喜欢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是真正地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事业并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些基础学科的研究中去的。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科学英雄陈景润便是这样的代表。

陈景润是福建人，生于一九三三年。“当他降生到这个现实人间时，他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并没有对他呈现出玫瑰花朵一般的艳丽色彩”。体弱多病的他常常受到同学的欺侮，然而他独独爱上了数学，演算数学习题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枯燥无味的代数方程式却使他充满了幸福，成为他唯一的乐趣。上了大学之后，他更是全身心地沉浸在数学的海洋里面，枯燥的ｄｘ和ｄｙ等等之类的数学语言成了他大学生活的全部。在生病住院期间他偷偷地研究着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即使在面临失业的困境时，他还坚持着继续搞他的数学研究。数字和符号就是他的兴趣，数学就是他的生命。虽然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但是凭着对数学的满腔热爱和真心喜欢，陈景润硬是凭借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用一支笔，几麻袋的草稿纸，写出了厚达二百多页的长篇论文，证明了“歌德巴赫猜想”这个世界难题。在“七八十年代年轻人最崇敬的人物”陈景润身上，基础研究人才的特质——对从事的基础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和爱好得到了生动和具体的体现。

 

基础研究是对自然界普遍规律的认识，它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目的或目标的，因此在时间上基础研究必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基础研究是创新的过程，更是历史的积累过程，有些基础研究成果是一代人或几代人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时间才取得的。所以基础研究在时间的长期性上便要求基础研究人才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具有坚定的毅力和执着的探索精神。

基础研究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探索未知，基础研究成果通常不能被精确地预见，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甚至从提出方案到取得结果的过程本身也是新方法的探索过程。这个过程中具体研究方法、技术方案、研究目的也要修改，甚至做根本性变动或完全抛弃。如果基础研究人才不具有坚定的毅力和执着精神，那是很难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有所收获的。

基础研究是对未知的探索，基础研究人才在探索的过程中，要面对失败，更要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发现其中包含的新思想的萌芽。即使是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之后，基础研究人才往往也不会满足和固步自封，他们以坚定的毅力和探索奥秘的坚韧不拔精神，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继续把科学研究向前推进，将基础研究成果得到完善，直到取得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爱因斯坦就是典范。一九O五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论——狭义相对论。这一理论将光速不变原理、狭义相对性原理作为两条最基本的原理，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导出时间变慢、长度收缩、质能关系式、运动质量增加等非经典物理学效应。这一理论及其推论先后被实验证实，成为近代物理学的基础理论。这一成果是足以轰动世人、震惊世界的，然而爱因斯坦却没有满足。因为他知道，狭义相对论是基于惯性系下的两个基本原理而建立起来的，然而在这个宇宙中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惯性系。正是在不满足现状的执着探索精神的指导下，基于对真理的热爱和强烈追求，爱因斯坦经过努力，终于建立了以广义协变原理和等效原理为基础的广义相对论，弥补了狭义相对论的不足。

基础研究成果认可的滞后性也要求基础研究人才具有执着精神。基础研究的产出，大量的是思想性产出，通过科学研究发现了新的现象和新的规律，得出了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各种问题的新的认识，根据这些认识得出新的科学原理、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而这些，是不易达成“共识”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得到世人的承认的。对诺贝尔授奖情况的统计表明，诺贝尔获奖人所做出代表性工作与获奖时的平均时间差为16.1年，化学奖为15.4年，生理或医学奖为18.1年，物理学13.1年。可见，基础研究人才离不开执着精神。

 

我们知道，基础研究是对未知的探索，而探索就意味着有失败和成功两种可能性。虽然基础研究人才在从事的研究过程中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和顽强的毅力，但往往有时并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等待他们的会是失败。然而基础研究人才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可以对此淡然处之。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这些挫折和失败能对认识真理、探索奥秘具有进步意义，他们就认为是值得的，他们愿意为之而“衣带渐宽终不悔”。

一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取得了成功，那么基础研究对科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深远和突出的，是远远地超过应用研究以及开发研究的，甚至会对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产生重大影响。当然，这会给基础研究人才带来巨大的社会声誉和经济利益，虽然这些成果的价值本身是很能用金钱去衡量的，对人类历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是难以估量的。但是，基础研究不像应用研究那样，具有明显的研究动机和经济目的，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去。基础研究人才考虑得更多的也只是研究成果本身给科学研究带来的重要意义。而对于研究成果带给他们的“荣耀的光环”，他们往往是泰然处之，微微一笑，不会因为这个而影响到他们在科学高峰上的继续攀登。

 

伟大的科学发现需要全身心的投入与付出。这些基础研究人才不在乎清贫的生活，也无所谓别人讽刺的言语与眼神，他们唯一的目标与动力就是以科学的精神，严谨认真地去为基础研究而奉献自身的所有热情。所以大多数的基础研究人才都只关心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学科，沉醉在他们构建的“理论王国”，而很少去关心现实生活这个“实在世界”。在常人眼里，这些伟大的人物常常会闹出一些笑话和不合常理的事：所以我们看到，一心一意地搞数学，搞得陈景润发呆了，当他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却还问是谁撞了他；所以我们看到在牛顿的新婚之夜，这个杰出的物理学家钻到实验室去搞实验而留下他美丽的新娘孑然一身、黯然神伤；所以由于太沉醉于物理世界而心不在焉乃至无法辨认方向，爱因斯坦选择不去散步。

正是由于这些基础研究人才沉醉在自己研究学科的“理论王国”中，所以他们往往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不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所以陈景润是“一个踽踽独行，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孤苦伶仃的畸零人”，没有太多的社会往来；牛顿也常常是一个人徜徉在物理世界的遐想之中。

基础研究人才把他们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研究中去了，所以他们往往不注意生活细节，邋遢，不修边幅，甚至不懂得如何照顾自己。于是，说到爱因斯坦，我们眼前总会浮现出一个不修边幅、留着杂乱胡须的不注重着装的小老头形象。我们看到他在照相机前伸出舌头或戴上小丑的帽子。陈景润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在一年内，竟住医院六次，做了三次手术。

 

历史的车轮进入了新的世纪。基础研究人才在长期研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如对学科的喜爱、执着的探索精神、淡泊名利这些特质仍然重要。但时代变化了，我们所处的社会信息高度发达，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日益频繁。基础研究人才也应该与时俱进。那种沉醉在个人的“理论王国”，闭门造车，不注重与他人的交流和协作的做法在这个讲求合作和创新的时代是难以有所作为的。

在新的时代，基础研究人才在“单干”之外，更应该具有团队协作意识，重视国际合作。基础研究的探索活动，既依赖于个体，更应该依赖群体。基础研究在学科及领域之间的交叉、融合和相互渗透不断加强，出现了许多规模巨大的大科学研究和大科学工程，以往那种单靠科学家个人探索和“小作坊”式的工作方式已不能适应当代基础研究的需要，必须由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背景的科学家广泛合作与交流，才能保持持久的创新活力和取得科学前沿的突破。学术思想的交流是获取科学研究最新资料的重要方法,是科学发现的重要手段。只有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鼓励科学家加入到国际科学前沿俱乐部，才可能使我国充分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信息和设备，使国内研究人员从选题到出成果尽快置身于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分享国际科学界的研究经验和成果。

基础研究人才也应该具备灵活的创新技巧。由于基础研究是对“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及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和理论性工作”，因而基础研究的成果往往具有国际性。而在基础研究的国际竞争中，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就需要基础研究人才在研究的过程中具其独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在新形势下将我国的基础研究工作领先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