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莱因报》

1843年1月，在《〈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中，马克思使用了“人民报刊”这个概念。他指出：“报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的表达者，诚然这种表达往往是充满激情的、夸大的和失当的’。因此，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总是常变常新，永远也不会老成持重。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并尖锐地报道出来，并尖锐地、尖锐地、充满激情片面地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断。”

到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创办《新莱茵报》，形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即工人报刊思想。恩格斯在1847年写作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主张：“党的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批驳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和论断。”

从《新莱茵报》时期开始马克思关于新闻的思想从一种抽象的立场转变到现实。提出了"人民报刊"的思想。 1842年5月，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首先使用了"自由的出版物"这个概念。马克思指出："莱茵省可以办‘自由的出版物'，但是，在严格检查制度下的‘著作时期'，要办‘不自由的出版物"'。马克思认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变物质斗争为精神斗争，而目是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理想化的获得体现的文化"（16）马克思对"自由的出版物"的独特的性质作了精辟的概述：它们必然具备人民性，历史个性，并且要表达一定的人民精神。 1843年1月，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中，马克思使用了"人民报刊"这个概念。马克思认为，方兴未艾的人民报刊就是真正的报刊，这种报刊是有声的，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人民报刊思想"的哲学思想基础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理性说。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思想都受黑格尔的"理性说"的影响较深。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精神本质即理性的化身，是每个人的国家；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和法律，而国家和法律都应保护全体人民的自由权利。马克思恩格斯接受了这个理性说的基本观点，井作为"人民报刊思想"的一个重要哲学思想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精神自由来考察出版自由。他们认为，人的理性是自由的，"没有一种动物，尤其是具有理性的生物是带着镣铐出世的" "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人类的本质。"因此，出版自由本身就是人的思想的体现、理性的体现、道德本质的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以下这些方面接受了"理性说"，并拿起这个武器，猛烈地抨击封建社会的书报检查制度、努力地争取出版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出版自由是一种伟大的天赋特权，是人所固有的东西，是人的理性最美好的东西，而限制出版自由、限制写作风格等都是同人类的精神自由相对立、是对普遍理性和精神的压制与迫害。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又超越了黑格尔的"理性说"。黑格尔的"理性说"，虽然有它的进步性，但是他认为，出版自由要以服从国家利益与政府的同意为前提，这实质上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拥护普鲁士的专制国家制度，结果是少数人的政府、官员的自由，大多数的贫困人民的不自由。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人民精神的体现，是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第三因素"，出版自由就是要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制定出版法，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使人民有真正而充分的自由。从这点上看，马克思恩格斯是姑在巨人肩膀上，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人民报刊思想"的政治思想基础是革命民主主义。如果说这个时期写〈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时，马克思恩格斯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们是从理性的角度去争取个性自由、出版自由的话，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后来主编〈莱茵报〉等新闻实践促进了他们思想的两个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运用阶级分析法，对议会各等级代表对待出版自由问题采取不同态度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和评论，站在人民的角度，主张以出版法代替检查法。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第一次越出了精神领域，初步探讨了穷人的物质利益问题。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露了普鲁士王国社会政治制度的黑暗，为贫困的人民伸张了正义......总之，马克思恩格斯从批判书报检查令到批判整个封建专制制度，再到抨击支撑这个专制制度的每个统治者及贪官污吏，可见他们既属于民主主义者的范畴，又以反封建的彻底性表明他们是民主主义者的先进者，他们的政治性革命报刊活动无不闪烁着民主主义革命者的思想火花。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新闻活动，"人民报刊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核心不外两个方面，即：报刊的人民性和出版的自由性。1842年l—2月发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既是马克思政治性报刊活动的发端，又是他系统阐发报刊的人民性思想的开始，该文呼吁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还给"人民"真正的自由与民主。这个时候的"人民"真正含义表示为自然人。1842年4月一1843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曾提出并论述过"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和"人民报刊的人民性"问题。马克思指出，自由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人民同世界联系的有声的纽带。在其它的文章中，马克思也认为，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必须生活在人民当中，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这里的"人民"，其含义本为"自然人"，进而指劳苦大众。1844年〈德法年鉴〉的出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在上面发表的文章标志着他们两个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完成，标志着他们把创建于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在1849年2月〈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莱茵报）审判案〉一文中，马克思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17）这里的"人民"己经演变为与当权者相对的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报刊"的"自由性"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政治性报刊活动的又一主体思想。"报刊的人民性"与"报刊的自由性"构成马克思恩格斯"人民报刊思想"的核心与主体。《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是马克思恩格斯抨击封建王朝的书报检查制度，争取出版自由的重炮。他们认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公开忏悔与表露，是人民自己的一面镜子，是人民自我认识的首要条件。他们从"理性说"这个最初起跑线上勇敢地冲出了第一步。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处于贫困状况人民的需要必然导致人民报刊的产生。这样，他们就越出了精神领域，从由精神自由来论证出版自由而跨入到由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来论证出版自由的必然性；从把"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体现"而进一步要求报刊维护人民群众的真正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他们认为，人民报刊应该关心"极其重要的真正现实生活间题"，新闻记者应该"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的呼声"。（18）这里的出版自由己赋予了阶级的含义，他们认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包括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在内。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民主革命的深入和世界观的转变，他们将出版自由放进阶级社会、阶级关系中去考察，指出了出版自由是一种阶级的特权；在资本主义社会宁，出版自由是垄断资本的特权、资产阶级的特权、自由不再被看作仅仅是精神发展的需要，而是与阶级对立、阶级斗争以消灭阶级压迫联系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自由与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问题，他们强调指出，不要把出版自由当作一种行业自由，"出版自由——一同时旁边证有绞架"（19）。两位导师告诫人们，必须将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利用出版自由这个有效武器，去夺取政权，去实现无产阶级的完全自由。由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理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刊的自由性"思想的发展轨迹为（自然人的自由理性说）一～天赋人权一～工人运动需要自由一～无产阶级运动需要自由一～党的斗争发展需要自由。

第五节　德国近代报业
　　　　《莱茵报》：1842年元旦，德国莱茵科伦一些资产阶级代表创办，全名《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马克思从5月开始为报纸撰稿，10月被聘为主编。该报揭示了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一再遭到检查官的刁难。后马克思辞职，报纸被查封。
　　办报思想：①《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同普鲁士当局的斗争中，深刻地阐发了新闻出版自由的思想。严厉抨击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十分重视出版自由在政治民主权利中的地位。
　　②《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还鲜明地提出"人民报刊"的思想。他指出，人民报刊代表人民意志，是人民思想感情的表达者。他强调人民报刊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新莱茵报》：欧洲革命兴起之时，为了传播革命思想，贯彻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政治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在德国创办大型日报。为了继承《莱茵报》的战斗传统，又表明两者的区别，他们采用《新莱茵报》的名称。1848年6月1日创刊。马克思任主编，撰写文章。1849年5月19日该报终刊。
　　《新莱茵报》是世界上第一份马克思主义的日报。办报思想：
　　①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把宣传革命纲领作为首要任务。报纸始终不渝地宣传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德国革命制定的纲领和路线。这一特色是无产阶级报刊思想的具体体现，是马恩以后形式的无产阶级党报思想的先导。 ②联系群众，代表人民，积极指导运动。《新莱茵报》无时无刻不在反映运动，干预运动。它通过各种渠道保持同群众的联系，建立广泛的通讯员网，十分重视读者来信。 ③强烈的革命爱憎，鲜明的战斗风格。《新莱茵报》区别对待敌、我、友，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时挺身而出。
　　总之，《新莱茵报》的办报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报刊思想的生动体现，是《莱茵报》时期人民报刊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新莱茵报》享有绝对的新闻自由。恩格斯讲到著名的无产阶级报纸《新莱茵报》时说：“在莱茵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我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 ⑥这句话的实际含意是，《新莱茵报》当时处在马克思的绝对控制下，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重要文章得以不顾资产阶级政府的禁令而大量发表，达到了一种“绝对自由”的状态，这是一种在《新莱茵报》编辑部内部的自由。当时的德国政府并没有给予《新莱茵报》以“绝对自由”的权利。从《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创刊不久就屡屡受到普鲁士政府的阻挠和迫害，并在出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迫停刊的历史事实看，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并不享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在西方国家，绝对的新闻自由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马克思把矛头主要指向封建主义的书报检查制度的话，那么在经过了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后，马克思则把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视为了主要的批判对象。

首先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认识了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指出出版自由思想的形成以及出版自由作为一种政治口号的提出，是近代科学推动社会发展的结果，出版自由口号是资产阶级有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棗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同时马克思还从经济角度来认识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他在１８５７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提出自由平等的观念起源于交换的平等；并在其它地方提出出版自由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争取权利的斗争过程。

考察资本主义新闻自由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上的论断：在中世纪，封建政权和教会掌握着出版的审查权利，任何出版物在出版前必须经过批准并在指定的地点印刷。以英国为例，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于１５２９年公布了第一个禁书法案，１５３０年建立了第一个特许制度。１５８６年英国公布了著名的星法院法令，这是英国封建统治管制出版的最完整的条例，它可以不公开审判就惩罚政治犯，这一制度直到１６４１年才撤销。在英国大革命后要求出版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弥尔顿于１６４４年发表了著名的《论出版自由》，他提出的许多观点成为自由主义新闻学说的奠基之论，被后人总结为两个基本观点“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观点的自我修正”，继他之后洛克对自由主义的系统论述又大丰富了这种出版自由的理论；１８５９年出版的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中正式地提出了以上弥尔顿涉及到的两个观点。虽然英国在理论上较早地阐述了出版自由的原理，但英国对于政治性的诽谤罪一直不承认陪审制度，直到１７９２年弗克斯名誉损毁修正案后才实行对政治性诽谤罪的陪审制度，但却规定了“愈是扩及事实，诽谤罪越重”这一不合理的条款，并在当时英国的殖民地美国引发了著名的曾格案，但是直到１８２４年再次修改损毁法才被迫承认了事实免责的原则。

不仅如此，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不仅应该同资产阶级一起，为争取出版自由英勇斗争，而且应该在资产阶级背叛以后继续为出版自由冲锋陷阵。可见，马克思并不一般地反对出版自由，相反，他高度评价出版自由对于人类社会和精神发展的巨大推动促进作用。但是，对于资产阶级背叛其同盟者无产阶级而垄断出版自由，对于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虚伪性及其资产阶级本质，他毫不留情举起了批判的刀斧。这种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推动他的出版自由观点向前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集中地指向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虚伪性。他们指出，民主和自由的实现必须依赖完整的社会条件。认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的制. 种自由虽然载入宪法，可是广大工人并不能真正享受这种自由权利。资产阶级只是用金钱的特权代替了以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

对于资产阶级出版立法的实质马克思曾说：“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下废除自由。”并说“出版自由棗同时旁边还有绞架！”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资产阶级报刊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资产阶级报刊已经成为了资本家手中的工具，成了资本家社会的商品。对资产阶级报刊来说，它唯一的宗旨是赚钱，它采取“纯粹是交易所的手法”，主要是造谣和隐瞒，并因此而“赚了许多钱”。

在揭示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和资产阶级报刊的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巧妙地利用它们，对它们实行又斗争又利用的政策。他们自己就一直为资产阶级的报刊写稿，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新奥得报》《新闻报》《派尔－麦尔新闻》《军事总汇报》《曼彻斯特报》《双周评论》等报刊上都留下了他们的光辉文章。

在宏观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报刊与舆论的关系的论述更深入地从舆论和整个社会互动关系的角度来认识新闻自由。他们认为报刊同舆论是不可分的。舆论反映了“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社会舆论是“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它可以独立发挥“社会舆论的法庭”的作用。社会舆论具有客观和公正的特性，如果报刊能够客观公正地表达社会舆论，那末这种报刊就可以“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为此，他们提出必须忠实地、准确地、自由地（没有外界压力）表达社会舆论，报刊应拥有这种自由的权利。在他们看来，报刊的责任，正是代表社会舆论，表达社会舆论。

总之，正如恩格斯所述，自从科学世界观形成，特别是《共产党宣言》问世，已经有了研究和阐述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他们明确指出，自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阶级的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把历史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但是，,出版自由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出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重要手段，因为，“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从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时期以及后来谈到出版自由的本质的时候，已经从根本上克服了《莱茵报》时期把自由看成人类理性体现的那种唯心主义观念，而是以极其明确的语言指出：“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